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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

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党的路线之争: 表现、动因与影响

时间: 2019-09-21 作者: 王联合 刘春朋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周期开启以来,民主党内部的提名战一度白热化,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为代表的进步派与乔·拜登(Joe Biden)、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以及艾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等为主的建制派在初选中激烈交锋、互不相让。随着初选选情的演进,布蒂吉格、克洛布彻等相继退出并转而支持拜登,沃伦随后也急流勇退,民主党初选形成了进步派桑德斯与建制派拜登对决的局面。但之后民主党初选形势的发展颇具戏剧性。202048日,桑德斯也宣布暂停竞选活动,拜登如愿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过,桑德斯同时表示将继续留在民主党初选名单中,以期保持对民主党政纲和议程发挥持续影响,从而延续了民主党路线之争的态势。

 

民主党建制派与进步派的路线之争

 

在政党内部,所谓路线之争是指不同派别围绕本党应持何种政策立场产生严重分歧,并由此导致各方为了实现自BBIN真人理念而相互斗争的情形。政党路线之争贯穿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自身发展史,不仅对两党的分化重组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塑造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演变方向。在2020年美国大选周期中,民主党内部建制派与进步派的路线之争最为引人瞩目。民主党建制派长期掌控党内公共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对民主党的政策路线规划拥有绝对主导权。建制派的构成力量主要源于少数族裔,其中非洲裔占26%、西班牙裔占19%,其他非白人族裔占7%,白人占48%。其党内代表人物为拜登、布蒂吉格和克洛布彻等。

然而,随着党内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部分党内成员与建制派在民主党的路线选择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在美国历史上,进步主义者大多在民主党自由派的旗帜下战斗。但如今,进步派与自由派渐行渐远,他们指责自由派不再关注劳动阶层、收入不平等议题,主张重新矫正民主党当前的政策焦点和方针路线,以期回归传统政策轨道。从组成结构上看,进步派的构成力量主要是白人,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二,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只占四分之一。进步派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缘于民主党内自由派势力的上升。根据盖洛普调查,2001年至2018年,全美政治自由派中民主党人的比例稳步增加,党内温和派和保守派力量却同步下降。进步派力量快速上升,并推动民主党在政治光谱上向转。相比建制派,进步派在政治理念上大多属于极端或激进自由派,持有民粹主义观念和政策立场,主张进行全面彻底的经济社会变革。

随着新一轮美国大选周期的开启,民主党内进步派与建制派展开了激烈的权力竞争,双方围绕民主党未来发展愿景和路线选择给出了不同的方案。桑德斯和沃伦等进步派认为,现在的民主党已脱离广大工人阶层,当前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已不能用传统改革方式解决,而是必须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或颠覆性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为此,他们提出了免费大学教育、免费获得住房、减免学贷、全民医保、绿色新政等主张。建制派则认为,过分左倾路线将摧毁民主党传统理念基础和选民架构,容易导致未来在与共和党的权力竞争中丧失众多中间选民,最终失去获取权力的机会或对权力的控制。因而,他们更倾向于温和改革路线,反对激进左倾主义。此外,两派还在多个重大社会议题的优先顺序上产生了分歧,党内路线之争逐渐超出了单纯不同主张和意见的范畴,导致民主党转或陷入分裂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两派在社会、经济与外交议题上的分歧

 

2020年民主党初选开启以来,党内进步派对建制派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发起了有力挑战。两派对政策观念和路线选择呈现出不同偏好,围绕社会、经济和对外政策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社会议题

建制派对社会议题的关切更契合民主党传统政策立场,他们并不寻求激进变革,而是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推动温和渐进改良。其一,维护奥巴马政府时期社会政策的基本框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例如针对移民问题,建制派坚持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的适用性,主张为大约70追梦者提供公民身份。在堕胎权问题上,拜登主张对妇女堕胎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与进步派的观点存在较大分歧。其二,适当扩大改革范围,迎合党内变革呼声。例如,在刑事审判问题上,建制派大多主张废除死刑,并终止现金保释。在环境问题上,建制派主张终止联邦土地上的新油气租赁和一切海上钻探活动,赞同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对碳排放征税以及取消对化石燃料的政府补贴。此外,建制派还致力于福利制度改革,试图适当增加税收以扩大福利范围,但诉求并不强烈。在此次初选中,拜登、布蒂吉格、克洛布彻等都对桑德斯和沃伦的全民医保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完全不现实的空头支票

在社会领域,进步派除积极支持堕胎自主、控枪、女权等传统议题外,关注的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身份政治。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身份政治在民主党内迅速发展,身份动员日渐盛行,并助力民主党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中重新赢回众议院的主导地位。其中,女性和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群体创下了选举历史记录。例如,年仅28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穆斯林女性拉什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当选联邦众议员,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is)成为全美第一个当选州长的公开同性恋者。二是福利制度改革。进步派认为,当前的美国医疗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很多贫困人口并未享受应有的医疗福利。桑德斯指出,美国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医保的大国,仅在2016年美国就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3.6万人因无保险而死亡。因此,在医疗政策问题上,进步派主张全民医保,而建制派则提出给有需要的人提供医保。三是大学学费问题。进步派主张免除全部公立大学学费,以减轻学生贷款负担。桑德斯宣布,如果当选,他将免除大约4500万美国人背负的约1.6万亿美元大学助学贷款债务。 

二、经济议题

建制派继承小罗斯福传统,强调保护劳工利益,支持工会,主张实行有限的自由贸易和适当关税,以保护制造业和蓝领利益。民主党建制派并不完全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他们历来与众多工会组织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并在政策、司法等领域向工会提供大力支持。拜登、克洛布彻等也反对使用关税,主张与外国签订某些贸易协议。同时,建制派还提倡工资改革,但诉求相对温和。具体原因在于: 一是动力不足。自2007年以来,国会一直没有就全国最低工资增长进行相应立法,直至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全美最低工资才提高至7.25美元/小时,此后十年未增长。二是分歧巨大。不少建制派议员担心,不顾地方差异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水平容易引起党内分歧和威胁深红州当选议员的连任机会,他们主张实施地区性最低工资水平制。

进步派在经济议题上的主要诉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提高最低工资。在此次民主党初选中,几乎所有进步派候选人都将1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定为自己的一项竞选纲领。由于进步派的推动,提高最低工资动议相继被提上联邦和州的政策议程。其二,加税与反避税。进步派认为,解决美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就是加大征税力度,利用增加的税收来抹平财富鸿沟。桑德斯打算对财产超过3200万美元的人群加税1%,对财产超过100亿美元的人群加税8%,以期整体缩小美国亿万富豪与普通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作为增加税收的另一种途径,进步派还强调反避税。桑德斯力主强化对基金业征税,以迫使跨国公司汇回海外利润,补缴巨额税款。其三,反对全球化,主张使用关税。进步派赞同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合理性,呼吁重新商议美国的所有贸易协定。桑德斯认为,所谓自由贸易政策……使公司更容易关闭美国的制造工厂,抛弃美国工人,而把工作转移到墨西哥、中国和其他低工资国家。桑德斯和沃伦都主张针对特定国家加征高额关税,并反对美国加入《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三、外交议题

关于美国的对外战略,建制派致力于维护克林顿式的自由国际主义,主张恢复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美国外交现状,即安抚盟友、重返《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与俄罗斯签署军控协议等。从具体问题来看,其一,在对华政策上,建制派更多强调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拜登将中国的崛起认定为严重挑战,警告在新技术方面中国可能将领先于美国。其二,在反恐政策上,建制派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对国际恐怖势力反应过激。拜登强调使用少量的美国特种部队和空袭,而不是大规模的军队部署来打击外国的恐怖主义网络。其三,在国防政策上,建制派支持一定的海外军事干预,但主张慎用武力。拜登倡导缩小武力使用范围,并对美国重塑其他国家的能力表示怀疑。其四,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建制派基本主张外交解决方案。拜登、布蒂吉格和克洛布彻等都支持对朝进行外交联系和赞同巴以问题两国方案。其五,在对俄政策上,建制派一致主张强硬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势头。拜登警告称,俄罗斯正在通过削弱北约、分裂欧盟和破坏美国的选举制度来攻击西方民主的基础

在外交议题上,进步派偏向于某种战略收缩,反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主张美国应尽其所能支持民主和抵制威权主义。一是在对华政策上,进步派更多从经济方面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桑德斯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经济竞争者,中美贸易造成了数百万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他希望与盟国合作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二是进步派指责美国“9·11”事件后的反恐行动适得其反,而且成本过高。三是在国防政策上,进步派批评美国的国防开支过多,一致主张结束美国无休止的战争。四是在地区热点问题上,进步派更加强调外交至上原则,坚决反对美国介入地区冲突,包括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和对也门的介入。五是在对俄政策上,进步派认为美国应积极反对俄罗斯全球势力扩张,但主张美国在军备控制和其他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

 

民主党陷入路线之争的根源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不仅政党之间极化极为严重,党内极化现象也日渐加剧。概括而言,民主党党内之争激化是经济不平等、选民政治观念极化、特朗普现象桑德斯主义等各种因素交互共振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发生了严重分化,贫富差距扩大是其突出表现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现象呈加速扩大趋势。2018年全美最富有的10%家庭占据了全国家庭财富的70%,比1989年增加了60%。与此同时,社会最底层50%人口的收入却在过去30多年未见实质性增长,其财富占比从4%降至1%。经济不平等极大改变了民主党党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进程,推动党内民粹主义势力快速崛起。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民主党人认为当今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严重,61%的民主党人和有民主党倾向的人士认为经济不平等是政府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迎合选民求变的急切心理,桑德斯和沃伦都主张通过向富人征税和反避税的方式予以纠偏。桑德斯提出了一个收入不平等税收计划,针对0.1%超级富裕家庭进行年度征税,试图缩小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沃伦也主张对全美7.5万个最富有家庭征税,用于资助儿童保育事业,减轻学生贷款压力等。

其次是选民政治观念极化。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加剧,民众层面的政治观念极化也逐渐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民主党内部极化主要体现为选民政治观念的激进自由化,即党内意识形态的基本盘逐渐向激进自由化方向演进。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党党内只有25%的激进自由派,但2018年后该派的比例已上升至51%,而建制派(传统自由派)锐减三分之一,占比跌至34%。激进自由派数量的上升,推动民主党整体转,加大了党内政策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激进自由化的选民在社会和经济议题上更加偏向左翼路线,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也相对较高,因而对党内候选人的政策选择具有重大影响。为了保证选举利益,候选人会制定政纲以迎合那些对其胜选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观念极化选民的诉求和利益。而胜选后,他们为了能继续连任而积极兑现竞选承诺,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党的转。可以说,选民政治观念极化是民主党日渐左倾的主要组织基础,为民主党的路线之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推动力。

再次是特朗普现象的冲击。20171月,特朗普执政后,不断出台与民主党立场相左的政纲,推动美国内外政策大幅转。例如,在2020年财政预算提案中,特朗普计划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包括医疗照顾、医疗救助、社会保障、补充营养协助计划、贫困家庭临时援助项目、学生贷款项目等民主党十分关注的社会议题。自由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政治清算普遍感到焦虑和愤怒,倒特遂成为民主党精英层的首要考虑。随着民主党初选的深入,党内围绕如何击败特朗普爆发了激烈冲突,两派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在建制派看来,只有依靠广大中间选民,才有可能实现倒特目标。拜登在多次演说中声称,提名桑德斯将使广大民主党选民面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而这也给了特朗普进行攻击和利用的机会。进步派却认为当前美国社会已不存在所谓的摇摆选民,投票率较低才是民主党取胜的主要障碍。此外,进步派还声言,只有致力于沃伦所谓的大结构改变,才能解决权力集中问题和消除帮助特朗普胜选的政治力量。概言之,在进步派看来,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的投票热情以及进行重大的结构变革,才有机会击败特朗普。

最后是桑德斯主义的影响。就其本质而言,桑德斯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美国本土化的产物,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体,其核心特征体现为比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更加温和,比自由主义更加激进。经过2016年民主党初选的洗礼,桑德斯主义从两个方面推动了民主党的路线之争。一是促使更多极左议员进入立法系统,成为重塑民主党政策立场的重要力量。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成员纷纷进入美国联邦和地方立法机构,对民主党施政纲领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伴随更多极左议员进入民主党决策层,进步派对民主党的政策立场转换起到了催化作用,加剧了与党内建制派的路线之争。二是加速了基层选民政治观念的两极化。桑德斯自参选以来,提出的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纲领受到了大批民众的追捧,但也有相当部分民众对此强烈反对。两派选民形成了两极化的观点对立,难以实现妥协调和,即原本支持桑德斯的民众更加支持他,而之前反对桑德斯的民众愈加反对他。其结果是,无论桑德斯赢得还是输掉提名竞争,两派选民中的一部分都会失去相应的投票积极性,甚至不排除出现强烈支持桑德斯主义的大批选民出走民主党的极端情况。

 

民主党路线之争的影响

 

民主党党内民粹势力的崛起导致其权力架构发生显著改变,建制派长期掌控公共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进步派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总体上看,民主党路线之争不但塑造着民主党自身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命运,还对当下美国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选举政治层面,也外溢到美国社会、经济和对外关系等领域。

第一,导致民主党政治生态走向趋于复杂化。在民主党初选初期,桑德斯与拜登两雄相争,双方选情一度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在众多建制派成员和前竞争对手的支持下,拜登接连赢下超级星期二超大星期二两个重要节点的初选以及数个关键的摇摆州,一举扭转之前陷入困境的选情,几乎断绝了桑德斯翻身逆袭的可能。面对选情颓势,桑德斯宣布暂停竞选活动,并表态支持拜登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拜登对桑德斯的退让投桃报李,表示愿意在进步派最关心的医保和学生贷款政策上向桑德斯靠拢。双方随即宣布成立6个工作组,分别聚焦于大选中的教育、刑事司法、气候变化、移民、经济和医疗保健政策问题

桑德斯的转向虽然在民主党上层营造出团结气氛,但并未从根本上平息该党的路线之争。桑德斯在宣布暂停竞选的同时,声称继续致力于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前赢得足够的代表票,以确保对民主党党纲和议程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尤其是在医保问题上,桑德斯直言不讳地说依然与拜登分歧严重。这意味着,尽管桑德斯的支持推动了拜登的竞选,但拜登仍将面对桑德斯铁杆支持者的抵制。桑德斯竞选团队的一些成员就曾声言,他们忠于的不是桑德斯本身,而是他所谈论的革命。因为进步运动从来就不是关于个人的。它是关于问题的。可见,桑德斯的转向其实给拜登造成了一个两难处境: 如在关键议题上全盘接受桑德斯及其支持者激进的进步派主张,将削弱在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力;若部分或形式上采纳进步派的核心诉求,将面临流失年轻人和进步派选民选票的风险。拜登整合民主党阵营共同抗特,可谓任重而道远。

第二,加速了民主党转或分裂进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的启动和深入,在精英层和选民群体中均造成了尖锐分裂局面。一方面,党内精英斗争激烈。针对桑德斯的可选性Electability),拜登甚至声称,桑德斯不是一名民主党人。桑德斯则断言,否定他的提名会激怒他的支持者,这将导致未来民主党的长期分裂。从关注的议题来看,建制派更多聚焦美国社会的阶级问题,而进步派相对重视身份政治,对待议题的不同立场使得两派在面对选民群体时难以实现有效协调。另一方面,选民在面对党内不同政策立场和路线主张时,也呈现出极大的投票分裂和观点分歧现象。换言之,民主党选民的政治观念正在快速两极化,民主党分裂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此外,民主党自由派群体快速增加,间接助推了更多本党选民对社会主义抱有积极观点,从而加大了民主党转的倾向。盖洛普一项民调显示,2018年只有47%的民主党人对资本主义持有积极观点,而对社会主义持有积极观点的人数继续维持在57%的高位。与此同时,51%的年轻人自BBIN真人界定为社会主义者,更有70%千禧一代表示将投票给一个社会主义候选人。毋庸置疑,民主党左翼化很容易成为特朗普及共和党攻击的目标,民主党建制派自然也不想以该党的社会主义标签为特朗普输送政治弹药,因而极力打压进步派的崛起势头。无论最后哪一派占据主导地位,民主党的内部结构势必发生重大变化,而这将对未来驴象之争的形势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强化了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随着进步派力量的不断加强,民主党在多个关键社会议题上逐渐转,例如提出强化进步主义运动,强调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 收入平等、竞选资金改革,终结制度种族主义,实行全民医保、 免费大学教育和15美元最低时薪等主张。而这些具有浓厚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议题必将引起右翼保守主义的激烈反对。在民主共和两党分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分裂国会情况下,两党冲突的恶化必然加剧既有政治极化现象。民主党进步派和建制派除了在反对特朗普和政策大方向上一致外,在许多重大政策议题的优先顺序上存在分歧。建制派倡导与共和党进行一定的合作,双方相对容易达成妥协;而由于进步派的左翼激进思想与右翼保守主义势不两立,两者之间实现妥协的难度较大。因此,逐渐转向左翼的民主党势必会与右翼的共和党产生更多分歧和冲突,由此导致的政治僵局、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在不断推高美国国内政治成本的同时,也加大了政策的制定成本和实施难度。

第四,削弱了民主党外交路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使美国对外政策面临断层的危险。对民主党建制派而言,保持现状是目前最好的外交政策方针。他们仍然主张克林顿式的自由国际主义立场,并以人权和促进民主为核心,继续视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认为美国有责任使用武力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此相对,进步派普遍反对美国例外主义以及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使用军事力量,主张美国战略收缩。桑德斯和沃伦致力于进步主义外交政策,即主张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国际冲突的根源——不平等上,而不是国家安全上。桑德斯提出美国应从泛中东地区的所有战事中撤出,并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在外交政策议题上,两派围绕军事干预和自由贸易问题分歧最大、冲突也最为激烈。而在这两个问题上,进步派的主张不仅不同于民主党建制派,也与美国外交主流相去甚远。进步派外交理念对民主党外交路线的改造和渗透,使美国对外政策可能出现断层的危险,从而将严重损害其传统上拥有的稳定性和可信度。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民主党内部的路线之争不断升级,并随着2016年桑德斯的参选而逐渐趋于白热化。这种分裂总体上体现为民主党内部各派之间的政策立场和价值理念对立,具体表现为对关键社会议题优先顺序设置的分歧。民主党内部的分裂不是突变的结果,而是以一种渐进方式不断累积直至集中爆发的过程,其根本推动力源于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等,并受选民政治观念极化、特朗普现象以及桑德斯主义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党内进步派力量的持续壮大,民主党的政策立场日趋左倾,造成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进步派和建制派头面人物之间的政治缠斗难解难分。民主党内部分裂进程的演进,不仅将重塑未来民主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方向,还将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第二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 孟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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